仇英
仇英(约1498-1552)字实父,号十洲,原籍江苏太仓,后移居苏州。 中国明代绘画大师,吴门四家之一。尤其擅画人物,尤长仕女,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能运用多种笔法表现不同对象,或圆转流美,或劲丽艳爽。偶作花鸟,亦明丽有致。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为“明四家”。 仇英是明代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徵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吴门四家” ,亦称“天门四杰”。沈、文、唐三家,不仅以画取胜,且佐以诗句题跋,就画格而言,唐,仇相接近。仇英在他的画上,一般只题名款,尽量少写文字,为的是不破坏画面美感。因此画史评价他为追求艺术境界的仙人。

仇英(约1498-约1552),江苏省太仓人。明四家之一。四家除仇英外,皆系一代文人。唯仇英出身工匠,终生只以职业画家身份活跃于画坛。他深知民间爱好,还擅临摹古画,史称他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在行业中声誉卓著。他的不同题材的画格,颇富院体之秀雅纤丽气质,深得文人画家的赞许,是当时一位雅俗共赏的艺术代表。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约明弘治十一年(1498)出生于太仓(今属江苏)的一个工匠之家,初以漆工为生。在漆匠行业中,技巧低下者,以涂抹漆色终了一生;技艺上乘者,能以漆作画,此乃细作。仇英则兼擅此道,为雇主彩绘栋宇、屏风和日用漆器之类。

 仇英能从一个普通漆工进阶为名扬江南的民间画师,离不开其雇主的厚助。在他不到二十岁时,就开始着力于绘画创作。当时的文人画家文徵明曾延请仇英为他的《湘君湘夫人图》轴设色,说明仇英从学画之初就已跻身于年长于他的文人画家之中。仇英带着他稚嫩的笔法,求教了享有盛名的周臣,并专心学周臣,于几年后的嘉靖十一年(1532)精绘的《园居图》,已初具周臣笔法坚凝严整和格局稳健的风格。

如果说周臣是在文人画的笔墨和承接南宋院体画方面开启了仇英的创作灵机,那么,开阔仇英眼界的则是活动在嘉兴(今属浙江)的项氏家族,特别是书画收藏家项元汴。仇英在青年时代就常常馆于项家,前后达十余年。项家丰裕的物质生活,无疑给贫穷的仇英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尤其是项元汴收藏的历代名画,极大地满足了仇英的精神需求,使其画艺日进。在此期间,仇英在项家摹写了大量的古画,如写实性较强的南宋翰林图画院的院体画家萧照的《中兴瑞应图》卷等;创制了《桃林草堂图》轴、《水仙腊梅图》轴、《临宋元六景图》册、《松溪横笛图》轴、《桐荫清话图》轴和《蕉荫结夏图》轴等。这些佳作都成了项元汴藏品的一部分。大约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左右,仇英才离开项家。仇英在项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精力,这期间堪称是他的艺术高峰。

 仇英在项家获得的声誉为四邻所知,聘请者和订户纷至沓来。如昆山(今属江苏)富豪周六观为庆祝其母九十大寿,以千金请仇英先后花费了六年(1537—1542)时间,精绘了《子虚上林图》卷。当时的名臣如徐宗成、王献臣、朱子羽、陈官等皆是仇英的订户。一些富商大贾更是垂青于仇英的画卷,同时也满足了仇英的生活需求。

中年的仇英早已脱离了漆工的生活圈,广泛交酬于文人墨客之间,如王守、王宠和文徵明的长子文彭、次子文嘉及文家门人彭年、陈淳、陆治、陆师道等。长期与文人雅士的交往活动,给仇英的绘画艺术注入了许多文人气息,使他从通过师法周臣而获得的南宋院体画格,逐步过渡到具有文人笔墨情趣的绘境中。

 大约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仇英辞世,享年五十五岁,可谓盛年凋落。他的死因,很可能与过度劳累于完成订件和绘画创作有关。他的《职贡图》卷作于是年,精心刻划的百余人马必定耗去他的许多精力。仇英死后,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艺术遗产。这些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苦心精绘的艺术精品,在古代工笔画家中是颇为罕见的。

 绘画特色

 在明四家中,仇英的绘画风格最富有特色,也最多样化。这与他曲折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应酬交游活动有着一定的关系。由于仇英受自身文化修养的限制,他从不在画中题写诗文,大多只题写名款而已,甚至很少题写年款,因此给今人研究仇英的风格形成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

 纵观仇英一生的艺术生涯,他的绘画创作活动大致分成两个时期:
     
(一)追踪南宋院体时期(大约在四十岁以前)。受周臣的影响,仇英远宗南来李唐、刘松年,近承周臣,其画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临仿南宋名迹之作,如曾临李唐门生萧照的《中兴瑞应图》卷。另一类是一些手法工细的山水画和人物画,显示出他在早年漆工生涯中锤炼出来的刻意求工的写实能力。
      (二)工整精丽与文人画风并行时期(大约在四十岁以后)。这个时期的仇英逐渐摆脱了一些周臣的艺术影响,在广交文人墨客中,受到文人画的熏染,创作了一些颇有文人气的意笔画,如《柳下眠琴图》轴等。同时,文人画淡泊简澹的艺术境界,也悄然渗入他的工笔画里。
       仇英的绘画贡献,首先在于他通晓各种造型语言和表现技巧,这与他重视从传统绘画中广泛汲取艺术养分密切相关。正如明代张丑在《清河书画舫》所云:仇英的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包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明代董其昌把仇英的这一艺术功底置于文徵明之上:后人仿之(唐李昭道青绿山水)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昔文太史(文徵明)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因非以赏誉增价也。可见仇英追仿前贤的画艺不但精到得神,而且广宗各家,不拘泥于一师一门。在他的绘画生涯中,得益于传统画艺最多的是南宋李唐、萧照、刘松年和马远等院体画家。
       仇英在广宗先贤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种绘画体裁,如工笔、青绿、兼工带写和写意,并擅长多种画科,有山水、风俗、人物、鞍马、仕女、花卉等,题材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人物肖像、吴地山水等等。
      在仇英擅长的各种画科和题材中,人物画的成就最为突出,恰如明代姜绍书的《无声诗史》所论:英之画秀雅纤丽,毫素之工,侔于叶玉,人物画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仕女画神采生动,虽昉复起,未能过也。明人谢肇淛的《五杂俎》对仇英人物画的品位给予了恰到好处的评述:仇实父虽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专靡丽工巧,如世所传汉宫春,非其质也。也就是说,仇英的人物画虽精巧如生,但不失儒雅之气,为当时的雅、俗者所共赏。他擅长观察和体验生活,并准确地捕捉到生活中最生动、最能反映精神本质的细节,如他的《观榜图》,把封建文人迫切期望中举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笔下的人物线条笔笔皆如铁丝,有起有止,有韵有情,亦多疏散之气,如唐人小楷,令人探索无尽。他的线条在秀雅纤丽中透露出欢快和飘逸的气息,表现出作者向往文人隐士乐观而闲雅的隐逸生活。
      其次,仇英在山水画方面亦颇有造诣。他的山水画大多与人物活动结合起来,人物的情趣主要取自文人的隐居生活。他的山水画有两种风格:其一是青绿山水中的小青绿,取法南宋赵伯驹、赵伯骕等,弃前人青绿山水中的金粉之气,略得文人逸气,画风清丽娟秀,手法写实工整而不失灵动活泼。其二是设色山水,深受南宋李唐工致一路画风的影响,又兼取刘松年精巧明丽的用笔、用色。仇英的山水构图跃出南宋马远一角和夏珪半边的构图程式,加大画中物象的景深,有北宋李成、郭熙全景式大山大水的布局特征,视野开阔清旷。
      仇英一生都在不断地汲取文人画家的审美情趣,但始终保持了他的个人风格。由于他自身的漆工烙印和沈周、文徵明、唐寅在明末的巨大影响,吴门一带的文人画家们大都留意于抒发笔墨豪情,问津于仇英工笔画者甚少。其女仇珠,号杜陵内史,专承父艺,为仇英传人中的佼佼者。